清明时节，春风不语。在北京友谊医院科研楼前，钟惠澜院士的雕像静静伫立，目光深邃望向远方，似仍牵挂着热带医学事业的薪火相传，牵挂着百姓安康。这座落成于2001年先生百年诞辰之际的雕像，镌刻着他一生治学、报国、行医、兴院的不朽足迹，也成为一代代友谊人心中永不磨灭的精神坐标。

钟惠澜是我国著名医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友谊医院名誉院长、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祖籍广东梅县，1901年出生于葡属东帝汶叻利岛，1917年返回祖国，1929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57年3月，经周恩来总理提名，钟惠澜被任命为中苏友谊医院（后更名为北京友谊医院）院长。1978年任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1982年任北京友谊医院名誉院长。

赤子丹心

报国从医终不悔

钟惠澜幼年家境贫寒，父亲因中毒性痢疾离世，让他立下从医救人的志向。1917年归国后，他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凭借坚韧毅力完成学业，1929年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求学与行医路上，他始终心怀家国。学生时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在德国进修时因反对《何梅协定》被法西斯政府驱逐；日军占领北平期间，他坚守岗位救治同胞，与侵略势力抗争；北京解放前夕，他全力保护中和医院（后为中央人民医院）全部财产，完整移交人民政府。1952年，美国在朝鲜战场进行细菌战，钟惠澜奉命担任中央防疫委员会反细菌战科技研究组副组长、调查细菌战国际学者考察团专家联络员，亲赴我国东北及朝鲜战场调查，出色完成任务，受到国家嘉奖。

他以主人翁姿态积极参政议政，连续多年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为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民生改善建言献策，展现了一位医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与远见卓识。晚年仍坚持深入疫区调研，生命尽头主动提出捐献遗体，用毕生行动诠释爱国热忱与医者担当。

治学攻坚

破权威解民生疾苦

钟惠澜始终坚持“临床实践、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工作相结合”的治学路线，把科研方向牢牢对准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黑热病、肺吸虫病、钩端螺旋体病等热带病与寄生虫病，以严谨求实的态度挑战权威、破解难题。

面对黑热病在国内十余省份广泛流行、民众深受其害的严峻局面，国际权威论断长期认为“中国黑热病与犬无关”。钟惠澜在临床与现场调查中敏锐发现，患者多集中于养狗家庭，病犬与人间存在明显关联。为还原真实传播链条，他自筹经费开展系统研究，在疫区建立诊疗与观测点，深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捕捉白蛉、检测病犬、开展实验室验证，用大量一手数据证实：白蛉极易感染犬源利什曼病原体，犬是黑热病重要的保虫宿主。他以扎实的科研证据，推翻西方权威结论，为我国制定黑热病综合防治策略、最终实现全国范围基本消灭黑热病，奠定了关键理论基础。

在肺吸虫病研究中，他紧盯临床疗效短板，率先引进并推广硫双二氯酚，深入农村疫区开展大规模治疗实践，远期治愈率高达96.9%，让数万患者摆脱病痛。此外，他在回归热、钩端螺旋体病、立克次体病、肝吸虫病等领域接连取得突破，多项成果属国际首次发现，“钩端螺旋体病病因学和流行病学的研究”荣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

总理点将

临危受命执掌新院

毛主席亲切接见钟惠澜（前排右四）、林巧稚等科学家

1957年，苏联援建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的任务完成，苏联专家开始分批撤离。同年3月12日，苏联政府将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全部设备无偿移交我国，120多位苏联专家除个别留任外，其余陆续回国。医院举行隆重移交仪式，周恩来总理亲临现场，医院正式更名为“北京中苏友谊医院”，1970年，经周恩来总理定名，医院更名为北京友谊医院。

经周恩来总理提名，钟惠澜于1957年出任北京中苏友谊医院院长。钟惠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组织的信任与关怀；忧的是医院规模大、任务重，繁重的行政工作，可能挤占他毕生热爱的热带医学科研。

一天，他找到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恳切地说：“李部长！我还是别当院长了吧。管这么大的医院，我可没这个本领呀！”李德全笑着答复：“钟院长！从干中学嘛！你可别推了。你可知道，你当中苏友谊医院院长，是总理点的将。”

得知是总理亲自点将、寄予重托后，他不再推辞，毅然扛起重任，以“不负党和人民 信任”的信念，开启了在北京友谊医院深耕近30年的岁月。

上任伊始，钟惠澜便展现出非凡的医者担当与专业决断力。1957 年 9 月，医院收治了一位来自天津八里台的工人。他长期腹痛腹泻、体重骤降，当地医院按肠炎、痢疾治疗数月无效。钟惠澜仔细问诊，不放过任何细节，当得知患者从小有生吃河鱼的习惯时，他立刻意识到这极可能是肝吸虫病—— 而当时医学界普遍认为，这种病仅流行于广东、广西等南方地区，华北从未有过本地感染病例。为了给患者明确诊断，也为了揭开华北地区是否存在肝吸虫病的谜团，他亲自带队奔赴天津八里台。在疫区，他和团队成员一起，顶着烈日，不顾蚊虫叮咬，在河边蹲守，仔细捕捉鱼虾，寻找第一中间宿主豆螺。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河边蹲守捕捉鱼虾、寻找病原体，最终在当地常见的麦穗鱼体内发现了大量肝吸虫囊蚴，其中患者喜食的黑麦穗鱼感染率高达 88.2%。他以确凿证据首次证实华北地区存在肝吸虫病自然疫源地，为北方地区肝吸虫病的防治打开了全新局面。

1958 年夏，四川温江、雅安等地突发不明急性传染病，患者寒战高热、神志不清，当地专家多诊断为鼠疫，川藏交通一度全线封锁，人心惶惶。危急时刻，周恩来总理亲自致电，急派钟惠澜赶赴疫区。他星夜兼程抵达现场，不盲从初步结论，深入病房与田间调查，凭借深厚功底判断为钩端螺旋体病。随后的实验室检测证实了他的诊断，疫情很快得到控制，百姓转危为安。周恩来总理称赞他：“你又打了场漂亮的胜仗。”

治院兴科

铸就医院发展基石

上任后，钟惠澜坚持院长与专家双肩挑、管理与科研两手硬，成为医院平稳过渡、自主发展的“主心骨”。

他从原中央人民医院精心选调翁心植、侯宗昌、曹维霁、黄松如、李天璜、黄萃庭等一批技术骨干，同时邀请护理部主任林斯馨等管理人才加盟，快速组建起一支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核心团队，为医院筑牢人才根基。

工作中，他与医院第一副院长、党总支书记朱仲丽密切配合、相互信任、通力协作。朱仲丽对钟惠澜十分尊重、全力支持，主动帮他熟悉院情；全院业务与技术事项经集体讨论后，由钟惠澜科学决策；大量琐碎行政事务，朱仲丽主动多分担，让钟惠澜有更多时间与精力从事科研。

朱仲丽常对人说：既要保证钟院长有职、有权、有责，还要保证他能够对热带医学科研事业继续作出贡献。钟惠澜则说：“和朱院长一起工作，我感到很愉快，很融洽。我一定尽我所能，当好院长，又当好专家。”

在苏联专家撤离、外部挑战较大的情况下，中苏友谊医院医疗质量不降、服务水平不减、学科发展不停，常规诊疗、疑难重症救治、教学科研全面稳步推进，不仅平稳度过过渡期，更在肺吸虫病、钩端螺旋体病等领域接连取得新突破，这与钟惠澜、朱仲丽两位主要领导紧密合作、互相尊重、共同努力密不可分。

拓荒奠基

打造国家热带医学高地

1978年春，在钟惠澜多年奔走呼吁、亲自筹备下，中国第一个独立的热带医学专门研究机构——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正式在北京友谊医院成立，实行“院所合一”管理体制，叶剑英元帅亲笔题写牌匾，钟惠澜出任首任所长。这不仅是北京友谊医院的里程碑，更是中国热带医学发展的历史性标志。

钟惠澜接待外宾来院参观

钟惠澜出国讲学

在他带领下，研究所短短两年便跻身国际行列。1980年，经世界卫生组织（WHO）严格实地考察，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被正式确定为WHO肺吸虫病、肝吸虫病及黑热病合作中心，成为中国第一个与WHO合作的卫生研究机构，让中国热带医学正式走向世界舞台。

钟惠澜坚持临床、现场、实验室“三结合”的科学工作方法，足迹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区的疫区一线。即便已年过七旬、身患冠心病，他仍不顾高龄与病痛，坚持带队深入疫区开展流行病学调查。1986年，他牵头组织全国100多位老中青专家，编写出版180余万字的中国第一部《热带医学》巨著，填补国内系统学术空白，标志中国热带医学进入系统化、规范化、国际化全新阶段。

岁月无言，精神如炬。科研楼前的雕像静静矗立，见证着先生未曾远去的医者风范。钟惠澜一生治学严谨、医德高尚、甘为人梯，培养出一大批医学界领军人才，为我国医疗卫生与热带医学事业铸就中坚力量。他将毕生智慧、心血与岁月，全部献给临床救治、科研创新、医院发展与人民健康。1987年2月6日，钟惠澜因病逝世。作为北京友谊医院的重要奠基者、中国热带医学的拓荒人，他的爱国情怀、科学精神、医者担当与治院风范，永远镌刻在友谊医院的发展史册上，激励一代代友谊人传承薪火、守护健康、勇攀高峰。

【本文根据《钟惠澜传》（缪宜琴著）、北京友谊医院官方史料及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原所长甘绍伯先生供稿与口述整理而成。】

（宣传处 海昕园）